“洋大师”淘金记

　　“到中国去！”过去十年，大批西方建筑师来到中国。繁多的项目、浩大的预算、宽松的环境，让中国成为西方建筑师的天堂。

　　中国周刊记者 闫小青 北京报道

　　“西方国家已经不需要盖那么多房子”，在美国，建筑设计师Leo接到的项目并不多，美国人都认为盖房子是大事儿，开始一个项目会慎之又慎。而当他来到中国，一切都不一样了。

　　“到中国去”

　　Leo是中国人，在2003年之前，他一直在美国的建筑设计所工作。

　　在美国，Leo和大多数建筑师一样过着普通工薪阶层生活，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成为大师赚大钱。

　　Leo能够接手的项目并不多，美国人对建筑太重视了，设计费用往往占到整体开支的15%，高额的设计费用也让美国人对建造房子非常谨慎。

　　而一旦设计公司接到项目，则要面对业主近乎苛刻的对待。他们必须投入大量时间放在制作详细的方案和项目预算上，直到甲方满意。一旦项目实施中超过预算，必须马上修改方案，有的时候甚至会失去项目。

　　2003年，Leo被派到中国，负责南京的一个项目。他惊奇地发现，中国几乎所有城市都在建大楼，只要你愿意，就会有做不完的项目。这里简直是设计师的天堂，业主也不需要项目的详细方案，他们只要一个新奇的概念，不会有人因为超预算而让建筑师修改项目，“所有的建筑思想都可以变成现实”。

　　没有人能够抵御中国市场的诱惑，Leo很快和朋友成立了自己的事务所，注册地在美国，办公地点在北京。

　　之所以在美国注册，原因很简单，中国业主们更希望能雇佣一个有着外文名字的事务所。

　　特殊的合作

　　外国设计事务所不但受到中国业主的欢迎，也受到了中国建筑设计公司追捧。本土公司发现，如果不与外国设计公司合作，他们太难得到项目。

　　过去十年来，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几乎没有独自拿到过项目，这个国家级设计院必须和外国事务所合作才能拿到项目。

　　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邵伟平经手过很多大型项目，他和国家大剧院设计师安德鲁、央视大楼设计师库哈斯、顺义机场T3航站楼设计师福斯特等世界级大师都有过合作。有的时候，他也试图与他们竞争。

　　而在竞争中，邵伟平感到的不是设计水平的差距，而是肤色的差距。无论业主是政府还是普通开发商，都下意识地排斥本国设计师。

　　“不少业主的审美观就是媚俗，”邵伟平说，“一些外方设计师由于各种原因投其所好，过于炫耀他们的技术，炫耀自身的风格。”

　　几年前，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参与投标北京西单图书大厦的二期扩建工程。在竞标时，项目决策人就放出要求是：我们要找库哈斯来做设计，就要建一个像央视大楼那样完全不一样的大楼。

　　经过几轮筛选，邵伟平团队的设计和库哈斯的设计成了最后的竞争对手。

　　库哈斯的方案新颖而庞大，设计成本极高，而且方案几乎要把西单周围的很多建筑全部拆除了才能实现。

　　结果，库哈斯中标了。

　　失败的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也分了“一杯羹”，他们被邀请参与深化合作。开工后，他们发现库哈斯那些宏伟的空间概念根本就不能实现，于是就开始不断修改，越改越不伦不类，最后库哈斯的方案流产了。

　　最终，这个工程还是由邵伟平的团队接手了。

　　畸形十年

　　对于西方设计事务所进入中国，邵伟平相信，这对中国建筑行业的发展是必须的，但由于业主的不理性，“在这个过渡的阵痛期，中国付出了太多的代价”。

　　大概是在1990年代的中期，更多的业主选择吸引外国设计师参与一些合作项目，那时候本土建筑师和外国建筑师相安无事。外国设计师多参与的是商业项目，而像政府办公楼和基础设施等等公共项目还是“传统大院”的囊中之物。

　　但到了2000年以后，情况发生变化，中国市场对外国设计师的渴求越来越畸形。

　　几乎是从国家大剧院开始，邵伟平发现，来自政府的项目越来越倾向于选择世界顶级的设计公司来做，这种偏好甚至从一线城市蔓延到二三线城市。

　　“业主越来越有明确的需求利用外国设计师的背景来做一个概念，”邵伟平经常接到项目，要求委托世界顶级公司一流大师来做设计，“这种要求也不都是错误，但表现得过于功利了。”邵伟平认为，这种功利有的时候是开发商的商业需求，也有时候是政府为了炫耀自己的政绩。

　　在这种功利的需求下，业主并不关心最终的建筑是否适合中国的土地。

　　因为业主的需求，在和一些外国设计公司合作的过程中，邵伟平的团队往往不能充当第一决策者。“其实，有时候外方不是一个很成熟的公司，他们是由于很多的商业的因素最后获得这样的机会”，那些来自外国的事务所的水平并不比邵伟平的团队更高，有时候，甚至他们的设计并不合理。“他没法引领我们，反而成为我们的负担”。

　　对外国事务所的追捧，还导致了一种奇特的情形——外国事务所有时候甚至根本不需要来到中国，就能完成一个大型建筑的设计，之后的事情就丢给中国的事务所完成。工程完成后，即使这些外国事务所只是出了一个概念，但是他们还是可以拿到远远超过中国规定4%的设计费。

　　这个生意如此好做，还催生了“假洋建筑师”。

　　“假洋建筑师”很多既不是“洋人”又不是建筑师，他们开一个皮包公司冒充外国事务所，然后随便请一些设计费收得很低的外国人做个设计图，再把项目外包给中国的设计院去操作。

　　虽然所有人都知道这是些鱼目混珠的人，但是他们的生意因为能够“共赢”而好得不得了。

　　所谓“共赢”，不过就是开发商拿到了他想要的外国建筑名头，中国的设计院拿到了项目，外国快失业的小建筑师有了生意，而假洋鬼子们赚到了大笔的钱。

　　Leo自己成立的事务所虽然是正牌美国注册，但是他从来不敢提自己是外国事务所，“乱七八糟名头的国外事务所很受欢迎，他们都是本土的中国设计师，因为他们懂中国的游戏规则。”

　　这畸形的十年里，无论是回归中国市场的Leo，还是经历中外融合阵痛期的邵伟平都见到太多盲目媚外的中国业主，太多真真假假的外国大师。

　　而在中国的土地上，越来越多奇特的建筑立了起来。这一切的代价，可能要到很多年后才会显现。